思想的貧困：評龍應台評太陽花（趙剛）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提供，伍逸豪攝）

文／趙剛（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前幾天在《自由時報》上看到龍應台部長批評太陽花學運，說它「思想非常薄弱……充滿矛盾跟沒有想透的東西」，好比說，學生宣稱捍衛民主卻破壞法治，嘴上說堅持程序正義，但卻又以行動顛覆了他們自己的堅持。這個批評立即招來了運動指揮者及多名綠委的反擊，異口同聲指責龍女士昨是今非，且謂真正思想薄弱的恰恰是龍女士自己。[1]

《自由時報》把這個消息置於頭版，並且搭配了一張網路上署名「熱血時報」對照今昔的諷刺圖文，意欲對比出昔者龍女士野火燎原何其粲然，今日龍女士墮落反動一至於斯。「熱血」對此「墮落」的「解釋」是八個大字：「通匪令人神經失常。」[2]

記得看了這篇報導，當時的立即反應只能說是「啞然失笑」。龍女士是否真的「神經失常」，不是「熱血時報」說了算，若依我「個人看法」，應該是沒有的，我有過好多論敵，其中包括龍女士，但我從不認為對方是「神經失常」，但當然我說了也不算，按照此間流行的說法──這種問題必須經過「專家確診」。

但若是懸置確診，只就「通匪」這一「病因」而言，以我對作家龍女士的理解，我願意挺身而出，作如下之證詞：龍女士是台灣這十餘年來在文化戰線上克紹冷戰遺業反共不懈的先鋒戰士。長期以來，她以「民主」、「自由」、「多元」的台灣文明論，批判「專制」、「落後」、「野蠻」的現當代中國及其共產革命。在入閣當官之前，她以此為志業密集著書立說，曾發表了喧騰一時的著名批判中共與當代中國的文章〈請用文明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而前幾年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更是她在這方面的持續戰鬥的攀顛之作。說龍女士「通匪」，反映的是當今學運以及其後的這整個時代精神狀態的一個核心病象：為了我們的「正義」，我們可以完全粗暴地對待歷史。「未來」，於是僅僅是吾人的意志對象。出現了這樣的一種「去歷史觀」，難道不該刺戟吾人嚴肅思想嗎？

作為龍女士的一個長期批評者，由我來為她洗刷「罪名」實感荒謬、無奈，甚至悲涼。然而，我並非徒為龍女士悲，所加於彼之罪固然無稽，但奈何其半自取。聽清楚，我是為當前學運的一種幾乎可說是界定性的狀態而痛心：凡是批評這個運動的，就必然是心神喪失的不正常之人。若問何令致之？答曰，一切唯因「通匪」，而匪即是馬即是中，三位一體。於是，整個島嶼就只存在兩種人了：那光明的道德的不通匪的，與那黑闇的邪惡的通匪的。後者合當引入歷史灰燼之中，不只是因為「通匪」，還更因為他們只有百分之九。這裡有一種流行已久但再攀新高的族類主義、排他主義，以及眾暴寡主義。從這個視角看，於是「反服貿」其實不過是另一個驗證敵我的准軍事口令而已，連我們很多「左翼的」、「批判的」朋友如今也接受了這樣的口令，以之質疑昔日戰友，遑論其餘。「通匪」這個冷戰話語竟然能夠在解嚴與全球冷戰結束近三十年之後，再度成為此間學運的一個日常語詞。光是這一弔詭事實，難道不就該刺戟人們嚴肅思想嗎？在沸騰的熱血中，是否蓄積了大量不為我們所意識得到的冷戰殘餘。

但是當一切複雜的現實與爭議都可以如此義無反顧地簡單一刀切時，歷史和思想又如何能找到它們在運動中的位置呢？學運從來沒有比此時更需要自我批評與外部批評。但是學運在面對它的批評的當兒，卻又只能自我演出它所極力否認的那個病徵──血氣亢奮，思想薄弱。幾乎沒有看到學運領導本身或是支持學運的「學界」對兩個淺而易見的現實問題，提供過他們的反思。這兩個問題是：一、此刻正在島嶼上酲醉狂飆的這樣的一種族類主義與排他主義，是之前的藍綠撕裂的救贖呢，還是變本加厲？二，如果這樣的一種極端善惡二分的「正義感」，再在將來添加上權力之翼的話，那麼是否宣告了一個結合內在恐慌與體制暴力的新白色恐怖時期的降臨呢？古人說，居安思危，那如果居不安尚不思危呢？

思想與學運（趙剛）

文／趙剛（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發生在24日凌晨的事件是不幸的。國家暴力是要譴責的。然而（還是必須然而），這個暴力歸根究底並非來自肉身個人，而是源自民族國家體制。換句話說，不論是資本主義政權或是社會主義政權，當面對這樣的挑戰，暴力或非暴力，反應大致如此。相對於台灣知識圈所向來崇奉的歐美日，就以警察為代表的國家暴力而言，台灣的國家暴力客觀地說還是最「文明的」，或最「軟弱的」──這應是無爭議的。如果藉此機會讓對暴力的訴苦譴責能夠上升到「民族國家與暴力」的論述高度，那或許應該是更有意義。

但論述的缺乏或無法提升，恰恰是這次「太陽花學運」的一個顯著特徵，無言且客觀地反映在運動訴求的朝夕變騰。原因至少可以從兩方面探索。首先，這是在「歷史終結」或「意識型態終結」的當代社會中相當普遍的現象；尤其發生在諸多第三世界前威權國家的「顏色革命」，就都是嚴重缺乏論述的。其次，若從在地歷史來看，從野百合到野草莓到太陽花，也有一個缺乏論述的祖孫系譜。在常識中，反威權爭自由，一如反惡霸強梁，固然「不需要」論述，但在台灣這些年來的主流論述裡，特別是在與中國大陸在進行志得意滿的對照時，台灣不早就不是威權體制了嗎？那麼，為何運動一起，還是得繼續沉浸在這種論述缺乏的狀態中呢？這個運動裡的某一側翼，雖然位居邊緣而且有其一定的進步性，但如果只靠舉著一個不分疏的「反新自由主義」旗幟發聲或發願，也一樣反映了論述的缺乏，但這一翼可以另外討論。

論述的缺乏，其實弔詭地又是運動之所以能繼續的「動力」之一。因為運動所依賴的更是某種「我群」的情緒，而非現實的分析──這只要想到「懶人包」就思過半了。老實說，如果運動是建立在冷酷的現實主義基礎上分析的話，馬英九政權的思維模式──經濟與政治二分，經濟上利用中國崛起尋找台灣發展機會，政治上繼續親美親日反共──又如何以及在哪些地方是運動的敵人呢？除非運動堅稱台灣必須在政治與經濟與所有其他議題上，都要與「中國」完全切割；他們做他們的「支那人」，我們做我們的「台灣人」。設若並非如此，那麼運動的論述是什麼呢？如何看待台灣依存於貿易的現實？如何立足於東亞地緣政治？如何追求兩岸和平？如何凝和分裂社會？……。這些問題所需要的不是情感或是「確信」，而是「責任倫理」。

不客氣地說，情感與確信，固然讓持有者因他者邪惡而自我感覺良善，但是否有可能良善的自我感覺恰恰是指向一個更悲慘的地獄之境呢？未來不可知。退一步而言，運動話語或懶人包所指出的那些未來如何如何恐懼，是否是讓已經不待未來，而在過去這二十年來已經存在並步步加深的各種社會問題，找到一種懸置或麻木的方式呢？在這種感覺結構裡，最可怕的是台灣年輕人將來要向大陸人租房子，而非現在早已買不起、早已只能租房住，而且薪水也早就不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