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伍逸豪）

國民黨「反共愛國」歌曲《莫等待》：「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網路圖片）

文／伍逸豪

由於在中國內戰中失利，敗逃到台灣的國民黨為確保統治正當性，並自甘為美國在太平洋西岸的反共圍中基地，過去國民黨在台灣將「國安」抬升到最高指導原則，開啟長達數十年的「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年代。從而，為數不少懷抱著社會主義與中國統一理想的台灣青年，被刑殺在馬場町，被棄葬在六張犁。

長期以來兩岸的分斷狀態，使得「反共」及其派生出來的「反中」意識形態至今壟斷台灣人民的思維。這次由「反服貿運動」所勾發而出的台灣社會集體情緒，可以說是反共反中意識形態的總爆發。就算佔領立法院的運動在星期四退場，但前述意識形態所結晶出來的力量已經完全躍上台灣的歷史舞台，成為未來影響台灣內外發展極為關鍵的因素。

一種令人憂心的「排他主義」從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之後開始萌芽，及至2012年以「反旺中」為名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再到今年的「反服貿運動」為止可說是臻於成熟。此處指涉的排他主義，不只是單純的反中抗中，還包括在台灣社會內部對於不同聲音與意見的排斥，從而在2,300萬島上居民不斷劃分你我，把持不同意見的人打入「賣台」的「敵人」陣營。只要不反服貿，只要不反旺中，只要談兩岸議題的，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被貼上「恐怖」的標籤，被歸為應該要打倒的敵人。

這次反服貿運動得以被肯定的，是暴露出台灣內部包括民主憲政、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許多問題，而一般青年也開始認識到政治與經濟不可能天真地分開來看。但運動最大的問題在於，將台灣社會內部的問題不斷外部化，將所有的問題都推向「中國」，以「國安」的理由堅守一個何曾存在過的台灣烏托邦。例如，很多人認為服貿突顯出立法院或代議式民主的「憲政危機」，但將問題的癥結歸咎到「中國因素」上，從而就完全規避了這是藍綠兩黨的「共業」，包括現在備受批評的單一選區兩票制或是立委人數減半，不正是當年藍綠兩黨聯手通過的嗎？

領導這次運動的學者與學生，現在正力推民間版《兩岸協定監督條例》，「先立法再審查」似乎成為當前台灣社會的最高共識。姑且不論這個民間版監督條例的兩國論性質，條文本身仍充滿了白色恐怖「準國安法」的味道。例如第六條將「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納入規範，第八條及其說明又稱「致生損害於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人民對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主權者」，以「以外患罪論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明顯的，這是一部趁反服貿勢頭為契機，目的在於指涉並牽制兩岸最終結束敵對狀態，並將「反共反中」合法化的法案。仇恨與對立被顛倒為和平，這真的是台灣在反服貿運動之後所共同追求的價值嗎？

從這部民間版監督條例回過頭來看運動本身，有人說這是場反體制運動，但事實上恰恰相反，運動的開展與留下的影響，反而是在鞏固並深化自1950年以降所主導台灣的親美反共反中體制。也有人說這是場世代鬥爭，沒有錯，這確實是一場世代鬥爭，當前的青年世代與前一個野百合學運世代完美且華麗的合體，共同對抗他們心目中那個反共反中反得不徹底、親美親得不徹底的舊世代。

換個角度說，這也不是一場世代鬥爭，因為青年世代對於中國的反感、厭惡、誤解（甚至揉雜著焦慮與緊張），不就是從國民黨戒嚴時代以「國安」為前提的反共總動員所一脈相承下來的嗎？看看他們「路過」中天電視台的場面，與戒嚴時代的警總與國民黨文工會動員的群眾有什麼兩樣？反服貿的青年高喊著「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當年國民黨也有首「反共愛國」歌曲是這樣唱：「莫等待，莫依賴，敵人絕不會自己垮台……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道路自己開！幹幹幹快快快，大家一起來，快把這力量幹起來！」

歷史不斷前進著，但我們又能從歷史之中汲取多少教訓？台灣世代之間反映出來的一致性與緊張性，就是台灣社會「不以荒謬為荒謬的荒謬」的最佳註腳。無論這場運動退場之後以什麼形式延續能量，我們所必須共同面對的就是：「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

（經作者同意轉載原題原文；另題〈台灣出問題，都怪大陸？〉刊於《中國時報》，2014年4月11日，刊出時內文略有刪節。）

「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三一八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提供，伍逸豪攝）

共同執筆／向前、伍逸豪（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一、運動的基調與變奏

從三一八學生攻佔立法院、三二三攻佔行政院並遭警方強勢驅離，再到三三○走上凱道，這場「反服貿運動」伴隨著事態的變化而捲入許多群眾。當然，也有許多群眾並未捲入這場運動，或者選擇從運動中離開。

運動在三一八到三二三之間，是群眾數量與運動能量急遽暴增的階段。然而，也恰恰在這個階段，以林飛帆、陳為廷為代表的運動指導部，以及許多直接或間接參與的民眾，都對反服貿問題各自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與詮釋、不同的認知與想像，乃至不同的選擇與立場。──有的反對程序不公（即「反黑箱」），有的反對服貿本身（認為會對台灣帶來極大的傷害，但不反對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訂類似的協議），有的反對自由貿易，並認為服貿即是自由貿易，因此應當反服貿。有的人則是反對與中國大陸有任何的接觸，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或是社會的。

因此，我們應當承認所有群眾都有自己參與這場運動的理由。三一八事件之後，知名且政治色彩極右的閃靈樂團主唱Freddy（林昶佐）用「相信直覺吧，不懂服貿又怎樣！」這樣的口號，在社交網站Facebook進行反服貿動員。[1]某種意義上，Freddy這樣的口號是正確的。比方，近代許多落後國家的農民革命從不以灌輸農民任何深刻的左翼理論為前提，而是用「打土豪、分田地」這種牽涉個人利益的口號實現動員。或像阿Q，他未必真正了解辛亥革命的意義，卻能從自己的角度理解從而參與這場革命，並通過他的參與而證明了這場革命確實具有群眾性。就此而言，如果反服貿者對於服貿本身沒有什麼深刻的理解，也不能否定群眾為此得到動員的各種契機。──當然，眼下並不是農民戰爭或阿Q的時代。除非我們確認自己沒有深化認識的能力，並寧願始終依靠直覺所派生的種種理由。

固然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從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理由對這場運動寫下一個屬於參與者自己的瀟灑的「註腳」，正體現出這場反服貿運動的多元性。這也是這場運動能夠催發出如此大的動能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們還須進一步追問，到底是怎樣的因緣際會，讓意見紛雜的群眾糾合在一起，從而讓所有群眾拋棄彼此的歧異性，並共同樹立起「反對兩岸服貿，守護台灣民主」這面鮮明的大旗。

事實上，這場始自三一八的學生抗議運動，訴求幾經變化。第一天衝進立法院議場之後，學生們所拉起的布條是「七成五台灣人民要求逐條審查」；接著轉為要求「退回服貿，捍衛民主」；再來轉為「先立法，再審查」，將「台灣守護民主平台」與「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等學家提出的《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通過立法做為運動首要的目標。[2]三二三學生攻佔行政院之後，運動的訴求再加上「譴責國家暴力」。到了三三○在凱達格蘭大道的集結，林飛帆與陳為廷英雄式的出場（夾道民眾歡呼「選總統」[3]），以嘉年華會式的氣氛在晚間七點宣布結束。

在訴求與動員氛圍不斷轉化的情況之下，以林飛帆、陳為廷為代表的運動指導部，將運動訴求緊扣在突出「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對立，並淹沒了所有直接或間接參與運動者的個別主張。比方，在這場高舉「反服貿」大旗的抗議運動之中，服貿本身恰恰是遭到隱沒的問題。因為現場參與及支持的群眾所訴諸的是「捍衛民主」、「愛台灣」、「民主與專制的對決」等口號，就算立法院現場明顯區分出獨派區塊（主要集中在中山北路）與學生區塊（主要集中在青島東路與濟南路），但現場不時可見到「台獨旗」、「台灣魂」、「愛台灣」等台灣國族打造工程的象徵符號。

或者還可以這樣說：在運動從三一八走向三三○的歷程中，各種反服貿的理由不但沒有通過這場運動而各自得到深化，運動的基調反而伴隨著運動的發展而愈發顯著。這個基調就是排他主義。誠如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剛所言：「論述的缺乏或無法提升是這次『太陽花學運』的顯著特徵。論述的缺乏，其實弔詭地又是運動之所以能繼續的『動力』之一」，從而指出這場運動的「底氣」其實就是「族類主義（也就是「自家人」的界定）以及反中、反華」。[4]這樣的排他主義一方面以大陸為敵對的對象，另一方面則基於對大陸的敵視，而在台灣社會內部劃出不屬於「我」方的「敵」人。在這種狀況下，無論是「反黑箱」、「反自由貿易」，還是「反服貿」，許許多多的反服貿理由都伴隨著這種排他主義基調的暴露，而在事實上成為這場運動的變奏。但我們還是必須將這場運動的指導部與群眾區分開來。這場運動的基調並不取決於直接或間接參與的群眾，而取決於領導這場運動的指導部。是這場運動的指導部規制了整個運動的性質與發展，而不取決於參與在這場運動中的其他反服貿論據。後者，充其量只在運動中形成了某種變奏或補充。

實際上，三一八事件本身也是這種基調的延伸，並至少從二○○八年陳雲林訪台所引發的野草莓運動、二○一二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一路延續到今天。這場運動的指導部成員，也是這樣走來的當時主導「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學者（中研院法律所黃國昌）與學生（陳為廷、林飛帆）同樣在這次「反服貿運動」中站在最前線。而這次運動無異是排他主義的又一次操兵。

排他主義宛如一種普照的光，將其他一切色彩淹沒其中。